進入21世紀以來，西方史學界推陳出新，出現了不少新變化，足以證明歷史學這一傳統學問，正在不斷革新和更新。依筆者管見，這些變化或許可以用本文的正題來略加概括。「交叉融合」指的是新興史學流派層出不窮，但相互之間又沒有明顯的界限，而是呈現借鑒融合之勢；「雙向互動」指的是專業史家與讀者之間，產生了遠比之前更為積極的溝通和交流。不過為了清楚釐清這兩個最新趨勢，我們或許還得從一個多世紀前談起。
眾所周知，歷史研究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走向職業化，其標誌是專業歷史學會和專業歷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。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，以歷史教學和研究為業，透過學會活動和專業刊物，相互切磋、交流，以期增進歷史知識的獲取和呈現。史學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圈，歷史學也變成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。19世紀末於是出現了兩本史學方法論的著作：德國史家恩斯特·伯倫漢的《史學方法論》和法國史家朗格諾瓦、瑟諾博司的《史學原論》，指導歷史從業者如何習得和掌握歷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領。
也正是在19世紀末、20世紀初，歷史學開始受到其他學科（經濟學、地理學、社會學和心理學等）的挑戰和洗禮，經歷了一個「社會科學化」的過程。這「社會科學化」的特徵主要表現在，一些史家不滿德國蘭克學派所代表的、以批判和核實史料為主的歷史書寫模式，希望藉助社會科學的方法，對歷史演變的過程做更為宏觀的概括與解釋。蘭克學派提倡運用檔案史料，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、軍事史為主，而如果希望對整個社會做綜合的描述，那麼檔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。20世紀初出現的歷史學「社會科學化」代表了一個國際性的潮流，德國有卡爾·蘭普雷希特、美國有「新史學」派如詹姆士·魯濱遜等史家，英國有亨利·巴克爾，法國則由亨利·貝爾首倡導、而1929年崛起的年鑑學派集其大成。這個「社會科學化」的哲學前提是實證主義，其意圖是在確證事實的基礎上，對歷史的演變做廣博的綜合解釋。換言之，他們不滿足只是核定史料，然後據此直書，就一個重要人物的某個或幾個事件，講述一個故事。年鑑學派自稱有三大「敵犀利士 威爾鋼 日本藤素 永春糖 日本藤素 美國黑金 日本藤素代購 雙效威爾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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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」：政治史、事件史和人物史，由此可見其突破、創新的志向。
從後世的眼光考察，正是這「社會科學化」的潮流，促使史學界不同學派的出現，如經濟史、文明史、思想史等。二戰之後，史學界派紛紛的態勢更為明顯。若以美國為例，「新史學」所倡導的思想史在1960年代一枝獨秀，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則由馬克思主義史家帶領，進行了「眼光朝下」的勞工史、社會史的研究。到了70年代，美國亦掀起了社會史、勞工史研究的熱潮。此時的法國史壇，年鑑學派獨霸天下，代表人物費南德·布羅代爾以提倡「長時段」名世，成功地實踐了超越「政治史、事件史和人物史」的目標。布羅代爾的弟子如埃馬紐埃爾·勒華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個別人物的事蹟作為歷史書寫的對象。為了對一個社會做「全體史」的綜合分析，計量方法得到了青睞。計量史學在70年代一度大有獨領風騷之勢。在蘭克學派的大本營德國，二戰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。譬如基於比勒菲爾德大學的史家竭力追趕歐美同行，從事社會史抑或「歷史的社會科學」的研究。
饒有趣味的是，也正是在歷史學大踏步走向社會科學化的70年代，一股與之志向和取徑頗為不同的潛流漸漸湧現，那就是新文化史（有些地方亦稱新社會史）和婦女史的實踐。具言之，20世紀60年代的史家出於描繪和解釋社會結構變化的需要，提倡“眼光朝下”，為處於邊緣（比如女性）和下層（比如勞工）的民眾發聲，為其寫史，這些嘗試，並不為一個流派所限。舉例而言，北美著名史家娜塔麗·澤蒙·戴維斯的《馬丁蓋爾歸來》，被譽為新文化史的開山之作之一，但就其內容而言，又可以歸屬於婦女史，因為其中的主角是蓋爾之妻貝特朗。蓋爾夫婦和冒名頂替的「蓋爾」三人又都屬於社會下層，因此將該書視作史家「眼光朝下」的一個實踐，亦十分恰當。義大利史家卡洛金茲堡的《起司與蛆》，也是新文化史的範例，同時也被稱為「微觀史」這一流派的開創之作。與戴維斯的取徑類似，金茲堡從一個磨坊主的言論著手，以小見大，窺視和描述19世紀歐洲人宇宙觀、世界觀的變化，同樣展現了「眼光朝下」的視角。上面已經提到，馬克思主義史家首先提倡史家為普羅大眾寫史，譬如「眼光朝下」這一提法的首倡導者就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愛德華·湯普森。湯普森的名作《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》，無疑探討的是一個社會變動、變革的大問題，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處於下層的勞工，而且還從文化的角度分析「階級意識」的形成。湯普森的著作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之「文化轉向」的代表作品，而這項嘗試又與新文化史的關注點有著一定的可比性。
以婦女史的發展來看，流派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這一特徵表現得更為明顯。婦女史研究有明顯的跨領域特點，是婦女研究的重要部分，常兼涉法律、政治、社會、人文、思想等諸方面。1986年，勞工史出身轉入婦女史研究的瓊·W·斯科特發表了《社會性別：一個有用的歷史研究範疇》，又將婦女史擴展到社會性別史，進一步促進了婦女史研究與其他流派之間的交流與互動。近年來史學界出現的男性史的新研究，便是其中的一個結果。
同時，婦女史和性別史研究的發展，也推動了家庭史、身體史、兒童史和情感史等諸多新流派的興起。這些新興流派都將歷史研究關注的對象，從先前的公領域轉向了私人領域，打破了兩者之間的區分和界限。上述學派亦採用跨領域的方法，如家庭史的發展，與社會學關係密切。身體史、兒童史、情緒史乃至最近20年發展起來的「深度史學」和神經史，不但採用了心理學、人類學等社會科學，也藉鑒了神經醫學、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研究。由此緣故，這些流派之間的界線頗為模糊，例如情感史的研究，必然包含身體的層面，因為情感的表達，通常會訴諸肢體動作和語言。在進行情感史研究的同時，也有學者從事相關的感覺史研究；後者較與身體史的研究密不可分，幾乎就是其一個有機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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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化和跨學科，促成了史學流派之間的融合，那麼還有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環境史、氣候史、動物史、「大歷史」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討人類與自然及其他生物關係的學派。從其命名而言，讀者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們的研究手段，必然會藉鏡自然科學的方法。同時，這些流派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可以說是親密、難分彼此。2022年8月在波蘭的波茲南市舉辦的第23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，其主題發言的重點是“動物史和人類史的交互演進”，共有四個場次，分別是“動物的主體性”“人類記錄中的動物”“動物的展現”和“野生和家養動物的管理”，後兩場都涉及動物在人造和自然環境中的活動。而環境史、海洋史和氣候史等流派之間，更是你中有我、我當中有你。它們與「大歷史」的研究初衷相似，希望能弱化人類在歷史上的中心地位，走向「後人類的史學」。上述例子充分證明，當今史學界各學派之間的借鏡與融合，已經達到界限不分、畛域不明的程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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