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權變動與田賦變動合一
民國時期蘭溪的「寄莊」之田相當普遍：「地坐甲都，糧在乙都，不特政府不知某戶之糧、地在何處，即各業主亦不能自知其地產坐落何圖，因而變賣田產，非冊書不能立契成交，如有糾紛，更非冊書不能為具體之解決。」（葉乾初：《蘭溪實驗縣實習調查報告》，載於蕭錚主編：《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》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）如十七都四圖邇字八零一五號，戶名為陳方氏，登載在業戶之下，而在其住址左側（業戶的下方）載有批註：「糧寄十七都四（圖）七里（莊）佃戶方起弟。」因佃戶方起弟為本地人，故由方起弟承擔稅責。陳方氏非十七都四圖居民，其買入了十七都四圖之田，「佃」給方起弟耕種。不過，這裡的“佃”，並非普通租佃，而是田面之權的轉讓。
田面轉讓的方式有三。其一為“典”，假如A將某塊田地典給B，由B或C耕種；A從B手中取得銀兩若干；B將這塊田地正產量的一半，即租額當作A支付給B的貸款利息；雙方約定或不約定時間，A可以原價必利吉 必利吉藥局 必利吉ptt 必利吉哪里買 必利吉藥局ptt 必利吉正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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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松陽縣石倉，我們發現，闕某氏在雲和縣購置田產，仍然由其本人在雲和縣交納田賦。其後代保留的上忙下忙執照，除了松陽縣的之外，還有一批是雲和縣的。兩縣執照中，戶主姓名不變。依理，石倉闕氏如果在本縣其他都圖購置田地，也可以同一戶名在其他都納糧，這與制度並無櫸格。所以，方起弟案的核心，在於他是雙方約定的納稅者，而非寄莊。
「土地交易類批註」包含了大量的案例。例如，十六都六圖上臣字八十一號有批註「此業同治七年賣於章正宗戶完納」；又如三十二都一圖上羔字四五二號有批註「田賣於趙懷昌，活契”，中羔字一一八九號有批註“田賣活業樹滋堂”；再如三十二都一圖上羔字七五五號有批註“屋賣於初一會，活契”，上羔字六七九號有批註“趙章所賣，活契”等等。胡鐵球等人解釋：“因是活契，常有不確定因素，故載於魚鱗圖冊備查。”
上文中的5個案例，第1例是將田地斷賣給章正宗戶，田賦亦轉於章氏交納。這一類產權轉讓有政府核發的契尾為依據，因此，產權完全轉移，稅責也完全轉移。接下來的4例，或稱“活契”，或稱“活業”，其實是部分產權之轉讓，或為典，或為當，或為田皮之轉讓，民間稱為“活賣”。在業主不變的情況下，我相信作為田面主的趙懷昌與樹滋堂承擔了稅責，而作為田底主的趙章所，雖然將田活賣給他人（不詳），但在約定中，他仍然是田賦的交納者。不同的表達方式，顯示存在不同的納稅主體。
從「初一會」可知，屋基地也是要繳稅的。在浙江鄉村，隨著人口的成長，大量良田轉為屋基地，依原額主義的邏輯，將良田轉為屋基的業主當然需要交納田賦。由於洪武時期的屋基是不用繳稅的，那麼，鄉村中一定存在交稅之屋與不交稅之屋。不過，比較而言，不繳稅之屋應大大少於繳稅之屋。這一假設，已經在其他地區的契約文書中得到了證明。
這幾個案例也提示我們，清代浙江鄉間大量出現的田面權轉讓，不只是鄉民的私下交易，可能都在有司備案。於是，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程序：A將某塊田地或屋基，或典或當或將其田皮轉讓給B之後，這塊田地從此稱為“活業”，相關契約也被稱為“活契」。莊董冊書將這項轉讓結果記載於莊圖之地籍冊與田賦徵收冊，再上報至都至縣，最後以「批註」的方式記載於縣的魚鱗圖冊。同時，同一變動也應記載於縣田賦徵收冊。冊中的買方或賣方，凡有姓名者，則是納稅者。各戶的納稅田畝及納稅之額，均會出現在縣有司印發必利吉 必利吉藥局 必利吉ptt 必利吉哪里買 必利吉藥局ptt 必利吉正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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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傳統的地權研究中，研究者的資料主要是契約文書。大量的契約文書出自農戶家中，記載的是一家一戶轉讓田產的過程。利用契約文書及其他資料，先前研究者在福建、台灣、浙南、贛南、徽州、華北各地，甚至新疆吐魯番地區重建了各地一田兩主的產權結構，令我們大致相信，這是一個覆蓋整個中國南北各地的地權制度。然而，先前的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不知政府如何對待地權的分化。在很長的時間裡，我們常將鄉村中土地斷賣之外的地權轉移與分化，理解為民間自發的行為，而透過蘭溪縣魚鱗冊的研究，我們知道，清代鄉村中的土地市場，不僅是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，而且是一個得到政府認可與制度保護的市場。這一點，對於我們理解傳統時代鄉村市場的本質大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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