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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代是真實的歷史王朝
夏代的信史地位,原本更是疑無可疑的。顧頡剛雖然懷疑禹可能本是天神,春秋以後才人格化,但他始終相信“夏的存在是無可疑的”,並呼籲考古學者到相關遺址開展發掘,以“檢出真實的證據”。
一是連續完整的夏後世系。《夏本紀》取材自當時所見的譜牒舊聞,詳細羅列了十四世十七位夏後,與古本《竹書紀年》所載基本相同。
二是脈絡清晰的興衰歷程。雖然《夏本紀》篇幅有限,但透過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勾勒出夏代四百餘年的興衰變遷--舜禹禪讓、啟益之爭標誌夏代之立,太康失國、少康中興代表夏代之興,孔甲亂夏和夏桀暴虐揭示夏代之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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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有史可徵的族氏部族。《左傳》稱“禹會諸侯於塗山,執玉帛者萬國”,可見當時部落眾多。雖然見載於先秦文獻和《夏本紀》的部落遠不足「萬國」之數,但無論是同姓還是異姓族氏,都有史蹟可尋和史料支撐,這些部族之間的聯姻、結盟與紛爭,描繪出生動的夏代社會生活圖景。
檢視近百年來對夏代信史地位的種種質疑,多數是緣於對古史的不了解和疑古的擴大化。學界早已指出,疑古自有其進步性和科學性,但由疑古書而疑古史,由疑古史進而全盤否定古史,疑古的負面意義也日益顯現出來。徐旭生先生把疑古派學者治學方法的缺陷概括為四個面向:第一,太無限地使用默證。「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,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」。第二,武斷地對待反證。「看見了不合他們意見的論證,並不能常常地審慎處理,有不少次悍然決然宣布反對論證的偽造,可是他們的理由是脆弱的、不能成立的」。第三,過度強調古籍中的不同記載而忽略其共同點。「在春秋和戰國的各學派中間所稱述的古史,固然有不少歧異、矛盾,可是相同的地方實在更多。」「可疑古學派的極端派卻誇張它們的歧異、矛盾,對於很多沒有爭論的點卻熟視無睹、不屑注意」。第四,混淆神話與傳說。「在古帝的傳說中間,除帝頦顓因為有特別原因之外,炎帝、黃帝、蚩尤、堯、舜、禹的傳說裡面所摻雜的神話並不算太多,可是極端的疑古派都漫無別擇,一股腦兒把它們送到神話的保險箱中封鎖起來,不准歷史的工作人再去染指」。1990年代,隨著考古材料特別是出土文獻資料日益豐富,李學勤先生大聲疾呼“走出疑古時代”,提倡“把文獻研究和考古研究結合起來”“開拓出古代歷史、文化研究的新局面,對整個中國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價”,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。
極端疑古派學者之外,西方史學界對於夏代的信史地位也多持否定意見。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,固然是學術傳統不同使然,但也不排除有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歷史和中國史學研究的偏見。甚至有人指責一些工作是“帶有預設傾向的研究”,這樣的指責完全是毫無根據的,純粹出於偏見和臆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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