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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力：「一帶一路」推出後中國的外交政策有哪些改變？
趙磊：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，「一帶一路」是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，中國外交彰顯「知行合一」。
過去我們講中國外交佈局時常說「大國是關鍵，週邊是首要，發展中國家是基礎，多邊是重要舞台」。現在這個話講得少了，（因為）這十年中國的多邊外交前置了。過去都是國與國的、點對點的，現在「一帶一路」倡議多是透過機制化的方式推進，中國越來越善於利用多邊方式推動國際合作。除了高峰論壇，還有中亞峰會、廈門金磚會晤、杭州G20、上海亞信峰會等，在多邊外交上我們有很大的成就感。過去我們常講影響力、感召力，很少講塑造力，今天「一帶一路」就體現了中國外交的塑造力。中國計畫在國外一個個已經實現了功能化。港口、園區這是點，中歐班列是線，最後帶動區域、次區域的連動發展，這是點-線-面，體現了塑造力。
薛力：推出「一帶一路」後中國的國家形象發生了哪些變化？
趙磊：過去中國離世界比較遠，現在中國離世界很近，因為有「一帶一路」。「一帶一路」這個話語概念講了十年，外國議會要討論，聯合國要討論，企業家要討論，各國老百姓要討論，未來還會討論，我覺得這就是中國離世界越來越近了，中國的形象更具象了。
2023年春，我問搭乘中老鐵路來北京的寮國小朋友，在他們看來什麼是「一帶一路」？孩子們回答：「一帶一路」意味著朋友，他們可以離開家鄉來到更大的世界，遇見更多的朋友。
薛力：「一帶一路」十年來碰到的主要挑戰有哪些？
第二，現在全球環境變差，企業走出去的意願出現了分化。整體感覺，有不少企業對海外項目變得更加謹慎，往往等“條件成熟”，這樣會錯過好項目，會錯過國際化的窗口期。企業應看到風險，更應看到機遇，水深、浪急、風大的地方，有好魚；好企業都是逼出來的，最差的時代，往往也是最好的時代；在辦公室討論機會，越討論越是“一籌莫展”，走在路上反倒是“柳暗花明”。
第三，最難、最缺乏的就是軟聯通和心聯通計畫。例如雲南文投在柬埔寨的演藝計畫《吳哥的微笑》，始終沒有升級。它不能算是好項目，但是沒有更好的項目前還是要將之完善。原因還是缺乏企業家精神，企業很容易自我滿足，沒有再往精深做的動力。「一帶一路」不缺產品，缺精品。
第四，「一帶一路」還有一個挑戰就是「時冷時熱」。都是在舉辦高峰論壇的時候，很多人都搞「一帶一路」、蹭熱點，一結束後就回歸常態，又變冷了。
第五，中東歐地區遭遇挑戰，但是中東歐合作沒有散架。很多關鍵國家、核心國家還是支持「一帶一路」。不要老看那些淘氣的孩子，要看好孩子、好夥伴。「一帶一路」也是交朋友的過程，哪些國家可交，要心中有數、要持續深耕。
薛力：對下一步推進「一帶一路」有什麼建議？
趙磊：一句話，政府引導、企業主體、智力支持，朝著多邊機制化道路走。就企業而言，中國企業和歐美企業相差在哪裡？歐美企業在整合全球資源，而不少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意願都不強，他們認為「國內市場那麼大，幹嘛要出去」。很多企業只做內循環，放棄了外循環，導致自我「脫鉤斷鍊」。中國企業不僅要走出去、走進去，更要走上去，不僅要產業化、品牌化，更要國際化。過去四十五年中國成功的一大關鍵是經濟上積極融入世界，「一帶一路」就是順應了這個規律。
趙磊：過去成立了很多「一帶一路」的智庫，良莠不齊，甚至很多半路夭折的，當時不少機構成立的目的實際上是要資金、要關注、要項目。這個是不對的。「一帶一路」本身值得持續研究，要避免一哄而上、一搶而光、一哄而散。
「一帶一路」研究要進行大量的國際調查。怎麼樣辨識這十年哪些「一帶一路」智庫真的發揮了作用，要看有沒有權威的研究報告，有沒有外國專家援引你的研究報告。過去的中國智庫更多的是內參導向，但研究「一帶一路」的智庫一定要有高品質的公開報告，甚至是中外聯合研究的報告。比如說跟德國人、哈薩克人、波蘭人聯合研究。我們講「一帶一路」中歐班列的積極貢獻，常引用世銀的一份報告。這份報告是疫情前出來的，現在還在引用。中國智庫同歐美智庫能不能合作研究「一帶一路」、共同發布報告？值得考慮。因為這會改變國際輿論界、學界對「一帶一路」建設的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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